未成年懷孕不是世界末日

王瑞琪

 未成年懷孕,確實是一件大事。有些人一聽到這種事情,立刻板起臉孔,大嘆:「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有些人則是見怪不怪,視為稀鬆平常,甚至因為影響不了青少年而覺得無奈;只有少數人能夠從這種看似「危機」的重大事件,看出學習和成長的可能。

 你若把它當成糟糕至極的蠢事和麻煩事,它就會帶來愁雲慘霧和滿天的陰霾;相反地,若能從正面思考,引導並協助少女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它甚至有機會成為個人和家庭轉變的契機!

 一般少女在面對懷孕的問題時,會有哪些反應呢?很多人的反應不是「太快」就是「太慢」。「太快」則往往會失之草率,造成若干疏失,也可能喪失在過程中學習的機會;更糟的是,習慣很快地做出最簡單的選擇(如:墮胎),也容易使少女對此簡易方法逐漸麻木,造成想法和做法上更大的偏差。「太慢」通常是因為一時無法面對,所以選擇逃避;然而,懷孕和其他的問題不同的地方是:肚子裡的小寶寶會一天天地長大,它並不會因為忽視或逃避而消失,於是,等到再也無法逃避的時候,事情才爆發出來,這時,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就更少了(例如:因胎兒月份太大而無法墮胎),無形中增加了處遇的困難度。

 學習諮商輔導或社會工作等助人專業的人對於「當事人中心」(client-center)必然不會陌生,然而,很多時候我們容易被問題表面的急迫性蒙蔽了,往往急著「解決」問題,而未曾細聽當事人的聲音。在未成年懷孕的事件中,少女的聲音經常是被忽略的;而,因為這種忽略,對少女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實在難以估計。我們常常可以聽到類似的案件中,有些少女被家人強迫墮了胎,或生下小孩立刻被迫將孩子出養,父母逕自為女兒做了決定,很少徵求女兒的意見,更遑論尊重女兒的意願。有些少女的父母認為:「做錯事的人沒有說話的權力。」,於是便刻意忽略了女兒的聲音;但是,少女需要從這些生命歷程中學習為自己發聲,為自己負責,這才是輔導或處遇的目標。

 還有一個問題:社工員或諮商師在輔導未婚懷孕的少女時,能不能展現自己的價值觀呢?筆者認為,助人工作者除告知法律、醫療、倫理等準則外,其餘事項應該盡量做到價值中立,尊重案主,與其共同決定。若助人工作者發現自己確實對此事抱有成見,則更應盡早與工作督導討論,並時時進行自我察覺,避免對案主造成二度傷害。此事確實重要,然而「知易行難」,是助人工作者的一大挑戰!筆者建議相關機構應經常舉辦有關少女懷孕之價值澄清活動或研討會,幫助實務工作者釐清自己從原生家庭和成長背景所帶來的價值觀,以免在工作過程中造成輔導者和受輔者雙方的傷害。

 當然,女人懷孕,男人不能免責;在勵馨基金會服務的案主裡,知道女友懷孕後,有七成的小爸爸會「落跑」,這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這裡請注意兩點:其一,這裡所說的「七成」是到勵馨基金會求助的個案,並非所有的懷孕少女;其二,很多少女(約45%)跟成年男子交往,並非年齡相仿的少男。很明顯地,將來我們教育工作的重點勢必要擺在男性的責任方面,對男性—不只是少男—加強負責的情感教育。

 在許多少女和她們的父母心中,遇到未成年懷孕的狀況,墮胎似乎是最不影響生涯計畫的方法,然而,墮胎也有它的影響和後遺症,並非許多人所想的那樣「船過水無痕」。事實上,少女懷孕後有三個不同方式可以選擇:墮胎、出養、自己撫養;當然,無論墮胎或生下來,沒有一條路是輕鬆的。

 在台灣,年輕人普遍晚婚,社會對婚前性行為的觀念仍相當保守,因此選擇墮胎的少女比選擇生下來的多。根據台北市立婦幼醫院江千代院長的估計,每五名懷孕的少女中,只有一名會生下來,其他四名會選擇墮胎;換句話說,80%的少女以「中止懷孕」來解決未婚懷孕的問題。然而,在許多國家,少女懷孕後選擇生下小孩的比率並不像台灣那麼低。

 以美國為例,2000年美國15~19歲少女的懷孕率為84‰,但2002年的生育率為43‰(見表一、圖一),可見美國少女在遇到這種問題時,約有一半左右會將小孩生下來(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在美國各州都有若干學校提供在校托兒服務,少女可以攜帶幼兒一同上學,甚至還能抽空去托兒所餵奶,直到放學再一同回家。這種貼心的服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少女不因懷孕、生產、育兒而中斷學業,最後墮入從事低層職業的貧窮循環。也就是說,他們並不會將這些意外懷孕的少女視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壞孩子,也不曾放棄她們,而是想盡辦法幫助她們,讓她們盡快回到容易被社會接受的軌道。


表一、美國少女歷年懷孕率(1972~2000)

 反觀我國,我們的少女生育率在最近十年內一直都在10‰以上,其他與我國社經地位相近的亞洲鄰國(如:日本、韓國)則遠低於我們(見表二)。2002年國內少女產出的嬰兒達10,540個,每百位新生兒中,平均四個以上是少女產出。以2002年為例,一萬多位小媽媽中,只有五百多位未婚,顯示多數少女會「奉子成婚」(內政部,2002)。 然則,一般人認為是快樂結局的「結婚」果真是一件好事嗎?我們有理由相信,心智不夠成熟、學業尚未完成、經濟缺乏基礎的少女,要同時適應婚姻和生育教養這兩件大事,確實有其困難度,因此,這樣的婚姻以離婚收場者時有所聞,也就不足為奇了。

台灣 12.95‰
新加坡 8‰
日本 4‰
南韓 2.8‰

表二、亞洲四國15~19歲少女生育率
(內政部,2002)

 的確,若以少女生育率來比較,美國的情形比我們要「嚴重」多了!我們可以看看最近一年的數字:2004年台灣地區15至19歲未成年少女生育率為10‰,約有7,609位未成年少女生育。 而美國在2003年15到19歲的少女生下的活產數有 414,580人,生育率是 41.6‰(資料來源: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若與美國相比,我們的問題似乎不算什麼;但,近日觀察青少年之次文化,發覺我國與歐美各國青少年之行為差距其實愈來愈小,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勢必要參考他國之經驗,預做準備才是。

 許多直接服務青少年之心理輔導員或社工員,在實務工作的場域與青少年共同經歷這些過程,免不了有時覺得疲憊,有時覺得力不從心,然而,更多的是濃濃的不捨與憐惜。然而,筆者以二十餘年的諮商工作心得,必須在此提醒正在輔導懷孕少女的實務工作者,在不捨與憐惜之餘,切莫遺忘了理性的專業訓練,如此才能協助案主做出最有利的判斷;若一味地同情案主或責備案主,對事情不但毫無幫助,有時正是適得其反!

 高貴的同情心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不過,在教育或輔導青少年的現場,有時必須先把「同理心」(empathy)拿出來,而不只是同情心。特別是在「懷孕」這種牽涉到不只一個人的事件中,我們希望協助案主的專業人員所抱持的態度不是「趕快解決問題」而已;而是,讓每一個跟這件事有關的人都有機會在這次事件中學習、成長。

 做為一個資深的諮商心理師和性教育工作者,筆者非常欣慰94年7月28 日教育部公布了「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其中明訂了「學校應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暨性教育課程或活動,培養學生建立健康安全之性態度與性行為,學習避免非預期懷孕之知能,並教導校園師生及家長對懷孕及育有子女之學生採取接納、關懷之態度,以積極保障懷孕及育有子女學生之受教權。」過去我們常聽到懷孕的學生遭到校方強迫休學或轉學,但今後將不會再有這種現象,因為該辦法中寫得清清楚楚:「學校不得以學生懷孕或育有子女為由,做出不當之處分,或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要求學生休學、轉學、退學或請長假。」而且,「遭受學校歧視或不當處分之學生,得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提出申訴或救濟。」 這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和人權精神的法令,它不只是讓有心想協助未成年懷孕少女的人有了法源依據,還順便「教育」了那些對少女懷孕這種事深惡痛絕的保守人士。

 是的,人生就是這樣,沒有什麼事是絕對的好或絕對的壞;既使在最壞的境遇中,我們也能找到最好的結果。許許多多的故事告訴我們,人的成長潛力是無限的,我們不需要為任何事預設立場。《勇敢小媽咪》一書中描述了一位少女,透過懷孕、生子、再出發……,很明顯地心智成熟了;這,對當事人來說,難道不是最大的收穫?當然,在這種時候,充足的社會資源是絕對需要的,勵馨基金會彙編了未婚懷孕的相關社會資源,是非常好的參考資料,可以多加利用。

(本文曾刊載於〈學生輔導〉季刊)


資料來源:
http://www.cdc.gov/nchs/fastats/teenbrth.htm
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